中央红军长征女红军：2位偷偷参加，8位因故离开，24位到陕北

1934年，国民党军对我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由于当时中央红军的指挥官博古、李德等在应对国民党军第五次反“围剿”时，错误地实施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致使中央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渐缩小。4月，中央红军在江西广昌与国民党军决战，我军大败，损失惨重。

10月，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域进攻，并迅速占领了兴国、宁都、石城一线。鉴于此时的革命形式，我军在苏区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已无可能，红军领导人遂决定退出苏区，进行长征。

10月10日，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及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江西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准备前往湘西地区同红2、红6军团会合。

由于在战略转移的过程中，中央红军不但要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前堵后追，还要承受着暴雨、大雪、酷暑等极端恶劣的天气，因此在长征开始前夕，党中央就决定让红军中的大部分女红军留在苏区，或是转入地下工作，或是留在中央苏区继续对抗国民党反动派，从而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损失。

要知道，长征不是旅游，是战略转移。在转移过程中，中央红军不但要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战，还要忍受着极度恶劣的生存环境，需要急行军，需要过草地，需要爬雪山，需要啃皮带，这些经历，对于大部分女红军来说是注定是承受不了的，虽然她们也有着顽强的毅力，坚定的革命意志，可是女性的体力和战斗力始终是比不上男性的，这不是单纯的用毅力、意志就能弥补的。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

因此，为避免女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受到不必要的损失，从而保存我党的有生力量，党中央就决定只让一些担任重要职务或是身体素质过关、意志坚定的女红军战士参加长征，其他身体条件不过关的女红军战士则留在中央苏区，或转入地下工作，或同国民党反动派继续作战。

1934年9月中旬，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接到党中央的命令：“草拟一份随红军主力行动的女红军名单”。

接到命令后，李坚真首先列出了10位女红军名单，她们都是中央苏区的重要妇女干部：

一、康克清，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随红军上了井冈山，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任女子义勇队队长。1934年10月长征前任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候补委员。

二、邓颖超，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与周总理结婚，1927年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1928年任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1934年10月长征前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机关总支书记。

三、蔡畅，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与邓颖超一起协助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领导中国妇女运动。1926年11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次年改任中共湖北省委妇女部长。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任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兼组织部长，并任苏维埃政府中央执委。1934年10月长征前任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央执委，是参加长征年龄最大的红军，时年34岁。

四、刘群先，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任无锡总工会女工部部长。1934年10月长征前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

五、金维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舟山总工会执行委员。1929年中共江苏省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次年任上海丝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领导人。1931年，先后任中共于都、胜利县委书记，中共中央局组织部组织科科长。1934年10月长征前任中革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兼瑞金扩红突击队总队长、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

六、陈慧清，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省港织造总工会常委，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1934年10月长征前任中共闽粤省委书记。

七、李伯钊，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彭杨军政学校政治教员。1934年10月长征前任红军学校政治教员、《红色中华》编辑、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苏维埃教育部艺术局局长。

八、贺子珍，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与毛主席结婚，同年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1931年任中央苏区政府机要科科长。1934年10月长征前任中革军委机要秘书。

九、肖月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参加三河坝战役和高陂等地的暴动，被任命为大埔县青年、妇女部长，后又任工农革命军第十五团民运干事。1930年任饶、和、埔少共（共青团）中心县委巡视员。1934年10月长征前在“少共”中央文书科担任文书工作。

以上9人，加上李坚真自己，共10人。

邓颖超

当时党中央要求李坚真选出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战士人数是不超过30人，因此当时除了以上10位，还有20位女红军战士可以跟随中央红军主力参加长征。

对于这20位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战士的人选，党中央内部规定了三个选拔条件：

必须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思想政治上要绝对可靠；

必须能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会做发动群众的工作；

必须要身体强壮，能够适应长途行军的艰苦环境。

之后，通过层层筛选，并经过中央苏区医院的严格体检，李坚真最终从中央红军的100多名女红军战士中，选出了20位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条件的红军女战士。

20位严格挑选出来的女红军战士，加上此前所定下的10位担任重要职务的女红军，一共有30位女红军被党中央批准参加长征。不过在长征开始时，却有两位女红军战士偷偷加入到了长征中，一名是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的妻子曾玉，当时由于她已经怀有七个月的身孕，故而组织为保护她的安全，就没让她参加长征，然而当时她却悄悄跟在队伍后面，成了长征路上的“编外”成员。

另一位不可考，姓名现在已经不得而知。

根据后来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战士回忆，当时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战士有以下32位：

康克清、邓颖超、蔡畅、刘群先、金维映、陈慧清、李伯钊、贺子珍、肖月华；

一、李坚真，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至1934年10月长征前，先后任饶和埔中心县委书记、长汀县委书记、福建省委委员、妇女部部长、苏维埃中央执委、中央妇女部部长等职。

二、邓六金，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至1934年10月长征前，先后任中共福建省上杭县旧县区委青年干事、县委妇女部长，福建省苏维埃妇女部巡视员、妇女部部长、中共庆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

三、黄长娇，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至1934年10月长征前，先后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委委员、省总工会女工部部长，苏维埃政府第二届执委等职。

四、李桂英，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至1934年10月长征前，任中共粤赣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

五、李建华，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长征前，任无线电营一分队报务员。

六、阚思颖，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中共中央特科任交通员。1930至1932年8月，在江西苏区任党的交通总站秘书，为党组织筹备活动经费。1933年，任苏区中央局妇女部秘书。1934年10月长征前，在卫生部、总供给部工作。

七、廖似光，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9月在上海担任团中央政治交通员，做传递情报文件等秘密联络工作。1933年秋调往中央苏区，在少共机关工作。

廖似光

八、刘英，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至1934年10月长征前，先后任长沙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妇女部部长、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等职。

九、刘彩香，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至1934年10月长征前，先后任于都县委、会昌县委妇女部长和粤赣省委妇女部长等职。

十、彭儒，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至1934年10月长征前，先后任中共江西省行委、赣西南特委、永吉泰特委妇委书记，江西省委委员，福建汀州市委组织部部长、代理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局妇委委员兼秘书、长胜县委宣传部部长等职。

十一、钱希均，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起，在中央苏区任合作社主任，《红色中华》发行科长，国家银行会计，临时中央政府机关党支部书记、总支副书记等职。

十二、邱一涵，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至1934年10月长征前，先后任红三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中共万载县委书记、湘赣省委妇女部长、红军大学共青团总支书记、政治教员等职。

十三、谢飞，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至1934年10月长征前，先后任中共文昌县溪尾、湖山联区区委委员兼区委妇委书记，县妇女协会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秘书等职。

十四、危拱之，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至1934年10月长征前，先后任东江特委党校团支部书记、海丰工农苏维埃政府文书，河南省委委员、省委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党委委员兼俱乐部主任等职。

十五、吴仲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至1934年10月长征前，先后任红四军前委组织干事，红三军政治部秘书、总支书记，红军学校及红军医院政委，福建军区政治部副科长，红九军政治部敌工部副局长等职。

十六、王泉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7至9月，任少共中央青妇干事、中央妇女部委员。

十七、危秀英，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3月至1934年9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干事。

十八、谢小梅，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在瑞金中央党校工作。

十九、吴富莲，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起，吴富莲先后任区委委员兼区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县委委员、省委委员兼省委妇女部巡视员等职。1933年4月，调任闽粤赣省委妇女部长。

二十、杨厚珍，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起，先后担任护士、护士长、管理员、指导员和福建军区机关合作社主任等职。

二十一、曾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十二、周月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任中央苏区红军总卫生部兵站医院政治委员，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

二十三、钟月林，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秋在中共中央妇女部工作。

长征前，这32位红军女战士有许多都已经结婚，且丈夫多数都是红军中的重要干部：

蔡畅和李富春（长征前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23年在法国结婚；

邓颖超和周恩来（长征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25年在广州结婚；

钱希钧和毛泽民（长征前任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1926年在上海结婚；

杨厚珍和罗炳辉（长征前任红九军团军团长），1927年春在赣州结婚；

曾玉和周子昆（长征前任粤赣军区独立二十二师师长），1928年在井冈山结婚；

刘群先和秦邦宪（长征前任中共中央负责人），1928年5月在苏联莫斯科结婚；

贺子珍和毛泽东（长征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在江西永新县举行婚礼；

周越华和贺诚（长征前任苏维埃政府卫生局局长），1928年秋在上海结婚；

康克清和朱德（长征前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在井冈山结婚；

李伯钊和杨尚昆（长征前任红三军团政委），1929年在苏联莫斯科结婚；

陈慧清和邓发（长征前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1929年10月在香港结婚；

邱一涵和袁国平（长征前任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年结婚；

廖似光和何克全（长征前任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年在广州结婚；

吴仲廉和曾日三（长征前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1930年6月在井冈山结婚；

谢小梅和罗明（长征前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1931年在厦门结婚；

李桂英和戴元怀（长征前任红八军团民运部长），1931年，李桂英和戴元怀结婚；

吴富莲和刘晓（长征前任粤赣省委书记、军区政委），1933年7月结婚；

萧月华和李德（长征前任苏维埃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1933年结婚；

金维映和李维汉（长征前任苏维埃政府中央候补委员），1934年在江西瑞金结婚；

李建华和罗若遐（长征前任通信团无线电营营长），1934年8月在瑞金结婚。

邓颖超和周恩来

长征伊始，面对着日益严峻和恶劣的革命形势，为了给自己信心，为了坚定自己的革命意志，这些女红军战士们提出了一句口号：“不掉队，不戴花，不当俘虏，不得8块钱（长征开始时，为避免途中有跟不上大部队行动的红军拖延大部队的行军，党中央就定了一个规矩，就是如果有红军在途中跟不上队伍，就会让他暂时留在老百姓的家里，同时留下8块银元作为生活费）”，她们同男红军战士们一样的坚定，没有一个人去要求党中央给自己特殊的待遇，长征途中，男红军战士是怎样的，她们也怎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分别。

据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战士刘英回忆，她从中央苏区出发时，跟其他男红军战士一样，就带着一条毯子、几件换洗衣裳和大约够吃10天的口粮，其他别无他物。碰到各种恶劣的天气时，她们也没有要求什么特殊的待遇，碰到阴雨天经常被淋成“落汤鸡”，走到干旱的地方也经常是满身灰尘，同男红军战士没有任何的不同。

过草地时，为了生存，男红军战士吃什么，女红军战士也吃什么，树皮、草根、皮带、皮鞋，她们都吃过。刘伯承元帅的夫人汪荣华曾回忆：

当然，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战士的意志虽然同男红军战士一样坚定，但是女红军始终是女性，在某些地方还是比男红军战士来得麻烦许多，可是就算是这样，她们也没有说出一句不想走的话，反而是用尽一切办法去克服这些困难。

比如当时女红军战士多数都留有长发，长发是需要经常打理的，不然很容易长虱子，而在当时的那个长征环境，别说是打理头发，就连简单的梳洗都是一个问题。为此，女红军战士为了减少受虱子之苦，索性就将头发剪得跟男红军战士一样的短，甚至有些女红军还直接剃了光头。

再如女红军战士每月总有那么几天的生理期，女性都知道生理期是很难过的，腹部绞痛、两腿发抖这都是正常反应，在平时还好些，只需静静修养几天便是。可是，在长征时期，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大部队是需要不停地赶路，根本就不可能给你休息的时间。

这时女红军战士为了不掉队，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她们也依旧是坚持着紧跟大部队。宿营时，为了缓解生理期带来的不舒服，她们往往是三五人挤在一起，才能勉强躺卧在冰冷潮湿的地上，稍事休息片刻。

大约2年的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战士的身上，是涌现出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力和不离不弃的合作精神，她们是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好比红九军团团长罗炳辉的夫人杨厚珍，因为她是一个小脚女人，小脚走路不但慢，且走不了远路，走久了就容易痛，因此对杨厚珍来说长征的长途行军这显得更为艰难。然而，杨厚珍却坚持了下来，直至抵达陕北，这份顽强的毅力着实让人钦佩。

再好比危秀英，她本是女红军战士中身材最小的一个，是出了名的“小个子”，可是在长征途中，她却是抬担架次数最多、救人最多的一位。有一次，参加长征的一位女红军战士邓六金因淋雨发了高烧，为了不让她脱离大部队，一路上，危秀英就将自己和邓六金的背包都背在身上，然后搀着极度虚弱的邓六金紧跟大部队。到了晚上，两个人就相互依偎着仅靠半条毛毯取暖。

邓六金看到矮小的危秀英既要背着自己的背包，又要扶着自己缓慢前行，累得是气喘吁吁的，她实在是过意不去，于是就含着眼泪说：“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个……”，危秀英听到后是毫不犹豫地回道：“不！我们都不能死！革命还没有成功，只要我在，我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就这样她们相互扶持着，最终走完了长征路。

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雕像

让人遗憾的是，参加长征的32位女红军战士，并没有全部都走完长征，只有24位最终走完长征，抵达陕北。

另外8位女红军战士，却因各种原因最终未能走完长征：

先是彭儒、黄长娇两人在长征不久就生病，被迫留在了江西苏区。彭儒留在江西苏区后，任中共于都县委宣传部部长，1937年到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科长。黄长娇留在江西苏区后，在瑞金地区长期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游击战争。

其次，李桂英和阚思颖在中途因故留了下来。当时因李桂英行走困难，无论再怎么坚持都坚持不下去了，中央见状就决定由司令部总支书记阚思颖陪其在长宁梅硐山区休养，交由中共梅硐区委保护。1936年12月底，由于叛徒告密，梅硐区游击队被国民党反动派包围，突围过程中，李桂英与阚思颖不幸被捕。李桂英和阚思颖被俘后，任由国民党反动派怎么威逼利诱，她们始终都坚贞不屈，誓死不降。而后，国民党见她们怎么都不愿意投降，就将其送到重庆“反省院”。1937年9月，在我党的竭力营救下，她们最终获救。

再是，1935年3月，红军到达云贵川边时，谢小梅奉命留在贵阳郊区开展农民运动，中断长征。

最后，1935年6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成功会师后，王泉媛、李伯钊、李建华、周月华、吴仲廉、吴富莲、康克清7人留在了红四方面军，随红四方面军转战川西。

剩下的20位女红军战士在同年10月继续跟随主力长征，并最终到达陕北。

之后，留在四方面军的7人中，1936年10月，李伯钊、李建华、周越华、康克清4人到达陕北。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3人参加了西路军。王泉媛被任命为红军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在河西作战被俘后死里逃生，后来与组织失去联系，解放后先后当任妇联主任、敬老院院长、江西省政协委员；吴富莲被任命为独立团政治委员，在河西作战被俘后，任凭敌人如何威逼，她都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最后吞针而死，壮烈牺牲；吴仲廉在第九军政治部敌工部工作，在河西作战被俘后，被敌人押至青海西宁，后被押到南京“反省院”，1937年8月被周总理营救出狱。

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

长征结束后，中央红军32位女红军战士有24位最终到达陕北，她们分别是：

蔡畅、陈慧清、邓六金、邓颖超、贺子珍、金维映、康克清、李坚真、李伯钊、李建华、廖似光、刘英、刘群先、刘彩香、钱希均、邱一涵、谢飞、危拱之、危秀英、杨厚珍、萧月华、曾玉、周月华、钟月林。

当然，除了中央红军，其他参加长征的红军队伍中也有女红军战士的存在。

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战士最多，有2500余人，她们被编为一个独立师，由著名女红军将领张琴秋（建国后，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担任师长，肩负起为红四方面军运输、筹粮、警卫后方机关等艰巨任务。

红二方面军至少有18位女红军战士参加了长征，其中李贞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1955年被予少将军衔。

红二十五军有7位女红军战士参加长征，她们都是护士，被誉为“七仙女”，其中一位后来救下了身负重伤的徐海东大将，并成为将军的妻子，她就是周东屏。

这些女红军战士的身上也同样涌现出了一个又一个让人敬佩与动容的事迹。

比如，一位叫姜秀英的女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她的脚趾被冻坏，无法走路，为了跟上大部队的行动，她从老乡家里借来斧头，毅然决然地把自己溃烂的脚趾砍掉，就这样继续跟着大部队行动。

再比如，一位叫罗坤的女红军战士，当时年仅13岁的她因为外出宣传迟归的缘故，不幸与大部队走散，为了赶上大部队，一路上她靠乞讨和挖野菜过活，历经千辛万苦，战胜了疾病和饥饿，躲过了野兽和土匪，最终在3个多月后追上了大部队。

巾帼不让须眉，这就是我们英勇的女红军战士们。

女红军战士怀着对革命事业坚定的信念，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勇往直前的气魄，最终走过了这万里征程，胜利到达陕北。她们用女性特有的柔韧与苦难进行着殊死抗争，描绘了一幅幅悲壮的中国革命画卷。参加万里长征的女红军战士们，她们个个都是女中豪杰，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她们值得我们14亿中国人永远铭记。